觉醒的生命意识――中国酒道的养生审美

【习酒荐读】
　　饮酒，在中国本是一门令人愉悦的生活艺术，这种愉悦不止于口腹之欲，而是浸透了酒道审美的文化精神。不过，这种愉悦是建立在道之所从的审美之上。其中，养生就是诸多审美最普世，也是影响最深广的一面。
　　养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生活生存方式。中国人的饮酒审美活动与养生所发生的关系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独特的审美观念，构成了中华酒道之养生审美的内容。
　　如果仅从审美角度来理解饮酒活动，则它实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占有方式和享乐方式。因为这种审美活动是以生理欲求为基础，以感性愉悦为目标，以五官实践为行为方式的一种审美活动。人生而就有耳目之欲，就有感知外物的欲望。《荀子・十一王霸》说：“故人之情，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，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，目好色而文章致繁、妇女莫众焉，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，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。”《吕氏春秋・情欲》也说：“故耳之欲五声，目之欲五色，口之欲五味，情也。”这种审美的积极性是中国人享受生命、享受生活的一种表现，是人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自觉和喜爱。与宗教追求“来世解脱”不同，酒人追求的是“现世解脱”，即使不能延伸生命的长度，也要增加生命的密度。这实际反映了中国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。
　　形神相亲
　　形与神，是中国酒道重要的美学范畴。形指形体，包括了人体的骨肉、筋络、脏腑及充盈期间的精血，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外壳。而神则指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，包括精神、意识、思维等，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主宰。而饮酒对形、神都有影响，围绕着形神，酒道养生美学有着不同的解释。
　　先秦普遍认为，酒与养生关系密切，养老必以酒。为了防止纵酒过度，以至于丧生灭国，先秦人提出了“无害为美”的观点，以此作为对饮酒原罪论的进一步更正。如《韩非子・扬权》：“天有大命，人有大命。夫香美脆味，厚酒肥肉，甘口而病形；曼理皓齿，说情而捐精。故去甚去泰，身乃无害”，《老子》十二章也认为“五味令人爽口”，所偶一第二十九章也主张“圣人去甚去奢去泰”，《庄子・天地》也肯定“五味浊口，使口厉爽”是失性行为，是“生之害也”，《人间世》也说：“以礼饮酒者，始乎治，卒乎乱，泰至则多奇乐”，说明先秦诸家在养生观点上的一致性。但是《盗跖》说：“人之情，目欲视色，耳欲听声，口欲察味，志气欲盈”，这种观念又与北方养生不同：北方饮酒养生观念以礼乐文化为内核，偏重养性情之正，《荀子・礼论篇》就指出礼乐本身就是一种养生方式：“礼者，养也。刍豢稻梁，五味调香，所以养口也；椒兰芬宓，所以养鼻也；钟鼓管磬，琴瑟竽笙，所以养耳也；疏房越席、床笫几筵，所以养体也。故礼也者，养也”，把养生纳入了礼乐轨道，这点正体现了南北文化精神的不同。而《庄子・达生第十九》认为养神重于养形，饮酒就是保持“神全”的，所谓“醉者之坠车，虽疾不死，骨节与人同，而犯害与人异，其神全也”，也就是说，醉酒的境界也许形不全，或伤骨或伤筋，但“神全”的意义总是圆圆大于“形全”的。
　　魏晋时期出现了饮酒养生理论，关键集中在养形、养神上。虽然都主张“形神相亲”，但具体含义又有不同，有两派观点：
　　1．嵇康“形神相亲”说。既服药又饮酒的双重身份说明他不是一个纵酒论者，而是一个养生论者，这样使得他与阮籍、刘伶的饮酒“非摄生之道”区别开来。饮酒养生是她的养生论的一个部分。他的《养生论》综合了方术、道教重养形、道家重养神两大内容，主张“形恃神以立，神须形以存，……使形神相亲，表里俱济也”。养形就是要去声色、绝滋味、服药饵，节酒属于他的“绝滋味”论，认为“滋味煎其府藏，醴醪鬻其肠胃”，《代秋胡歌诗》、《答向子期难养生论》都表达过这种立场。而养生五难（名利不灭、喜怒不除、声色不去、滋味不绝、神虑转发）中，名利、喜怒、神虑涉及养神的问题。他认为急功近利，而昧于交赊，不利于养生：“酒色乃身之雠也，莫能弃之。……酒色之轻于其身，酒色之轻于天下，又可知也。而世人以身殉之，毙而不悔，此以所重而要所轻，岂非背赊而趣交耶？”“以大和为至乐，则荣华不足顾也，以恬澹为至味，则酒不足钦也”。养形与养神，不仅对前代饮酒养生说作了一个较全面而系统的总结，而且对“形神相亲”的饮酒审美观点进行了与纵酒派不同的养生学上的阐释。

　　2．陶渊明“形神相亲”说。王佛大、陶渊明等人与嵇康不同，代表了纵酒派观点。《世说・任诞》：“王佛大叹言：三日不饮酒，觉形神不复相亲”，又“王卫军云：酒正自引人着胜地”，王光禄云：“酒正使人自远”。这就是达境。这种形神相亲的观点，来自《庄子・达生》，说明达生的关键在于抛弃世事的是和非，忘却人间的生和死，像醉人这样已经超脱了生死、恐惧，无知无识，就是神全，也就是形神相亲。而渊明也主张形神相亲的。他的《形赠影》借“形”发表自然饮酒派之言，谓长生既不可得，只有以酒愉悦人生，增加生命的密度，所谓“愿君取吾言，得酒莫苟辞”，此正阮籍、刘伶、张翰、毕卓之义。《影答形》则托“影”发表名教者之论，谓长生既不可得，则唯有立名立善可以不朽，此正周孔名教之义；而《神释》则托“神”主张破除形、影之执，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：“甚念伤吾生，正宜委运去。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，一切顺应自然，返璞归真，与庄玄时风一致。他的《挽歌诗》三首设想人死之后，出殡、送殡、下葬、荒坟，亲朋哀毕复乐情景，但作者并没有沉溺于伤感，而是将这种伤感消逝于酒与自然之中：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”，正是“神”的化解；“但恨在世时，饮酒不得足”，又是“形”的旷达。合形神于一身的基础就是“真”，形的“饮酒求真”，与神的“纵浪大化”一样，在他身上都是融进自然，也都是同归于真的。这种饮酒观点，将魏晋文士的生死痛苦大大淡化、稀释了。
　　陶渊明生死、形神的问题上，由建安式的抗礼转变为庄玄式的解脱。生死、形神的关系，一直是魏晋士人关注的焦点。与建安正始士人得意忘形不同，东晋人士则追求生死统一、形神相亲的境界。
　　形性兼养
　　邵雍《善饮酒吟》：“人不善饮酒，唯喜饮之多。人或善饮酒，唯喜饮之和。饮多成酩酊，酩酊身遂疴。饮和成醺酣，醺酣颜遂酡。”提出了饮酒求和的观念。我的理解是，“饮和”的中心内容就是养生审美中的养形与养性的问题。张载《酃酒赋》：“宣御神志，异气养形。遣忧消患，适性顺情。言之者嘉其旨美，味之者弃事忘荣”，养形适性，“饮和”之至也。中华酒道中的养生理论与实践是非常丰富的。酒道养生，技术上是与中医结合，而伦理上是与养老相结合的。
　　以酒养疾，是酒道养生的一个重要内容。一方面，药酒的发明与使用，使得以酒养生更富有科学性。医药酒是饮酒与服药相结合的产物，是中国食疗的一大成果。“